左起前司法院大法官孫森焱教授、法學院黃源盛教授、前司法院秘書長朱石炎教授。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【法學院記者／王劭予報導】法學院基礎法學中心日前邀請前司法院大法官孫森焱，及前司法院秘書長朱石炎，前來分享他們在司法院多年的經驗，以「從法院實務談法律文化」為題，揭開法官生活的真實樣貌。法律系教授黃源盛、陳起行、江玉林、王曉丹、劉宏恩等人均出席聆聽，提出見解相互交流。
法官對一般民眾而言，總是蒙上一層神秘的色彩，和庶民的生活有些差距，不但主宰人民的生殺大權，也是公平正義的化身，能夠懲奸除惡、保護善良百姓，維持社會秩序。多數民眾對司法體系的認知，可能來自於日劇HERO中的檢察官生活般，仔細蒐證小心推敲，絲毫不放過任何蛛絲馬跡，誓言把犯罪者繩之以法，或是如同有神探美譽的李昌鈺博士般，以刑事鑑定科學的手法讓案情水落石出。然而現實生活中的法官究竟是如何審案，如何依據條文與證據做出判決，是否有特殊的慣例或顧忌？
曾任第六屆司法院大法官及最高法院民事庭長的孫森焱，雖已離開司法院4-5年，卻從未忘記在最高法院的生活。他回憶到，大法官的地位是如此崇高，依據判決做成判例，判例要生效還須經過初審及複審兩個階段，最終由庭長、法官以記名投票方式來決議。由於判例的效力超越法律之效力，且判例在裁判上有拘束各級法院的能力，影響層面相當廣泛，因此判例之作成必須非常謹慎。
孫森焱談到當法官的使命，一再強調公平與良心，「當法官不可以有一次的失足！」，也不可依自己的好惡來判斷是非，更不能因他人的嘉獎或批評而有所動搖。至於法官的辦公情形如何？孫森焱表示，每個法官均擁有獨立空間，但忌諱到他人辦公室，因此法官之間很少串門子。另外，他也觀察到最高法院撰寫判例50年來的轉變，由最初的毛筆、鋼筆、原子筆，到現今的電腦打字，孫森焱見證了台灣法院書寫的歷史。
曾任前司法院秘書長及前法務部司法訓練所所長的朱石炎，則從其專長的刑事法出發，提出了幾點看法與觀察。他認為民國76年解嚴前後，違憲審查或違憲爭議的案件，以及宣告不合憲的案例增多，此一現象顯示了法律思維的鬆綁與憲政理念的提升，可見解嚴之後，法律文化逐漸趨於正常化。
前司法院秘書長朱石炎教授。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此外，台灣與大陸的特殊政治情勢，也曾經影響判決的立場。朱石炎提到，法律文化遭受到政治文化的混淆，是法律人的無奈。至於判決與社會觀念的落差，則讓他有計畫趕不上變化、修例趕不上實例的感慨。不過他也注意到年輕一輩法官們的新思維，對他們勇於突破傳統思考的表現予以肯定。
勇於突破既有框架的還有書寫體例與撰寫方式，朱石炎提及，民國50年前的裁判書沒有標點符號也沒分段，閱讀非常困難，連他自己也覺得很痛苦。為了便於區分段落，當時的法官會在每段開頭以「查」、「又查」、「再查」、「複查」、「末查」等方式標明，以利審閱。行文格式則從直式的由右至左，改為橫式由上而下，朱石炎說，當時這樣的改變還曾遭到批評，認為書寫格式改成和對岸相同是認同中共。
不過朱石炎對這些轉變抱持正面態度，他指出，現今裁判書的文體接近於報章社論的文體，有利於法律知識的普及與法律教育的推廣，而以往不分段、無標點、偏文言的書寫形式已不復見。他認為司法文書的通俗化，能夠讓訴訟當事人了解裁判內容，是法律文化良好發展。
台灣早期的法律教育與司法實務深受日本法的影響，隨著留德、留美的人數增多，英美法系特別美國法的影響，則沖淡了日本法律文化的色彩。長久以來，高等法院和地方法院的裁判書有「送閱」制度，必須先送法院院長審閱之後，才能公開宣判。朱石炎透露，當時曾有一位法官未等院長蓋章就自行宣判，而從北部法院被調至離島外放。此一規定直到民國84年前司法院院長施啟揚上任後才宣告廢除，對於審判獨立的堅持，朱石炎認為是法律文化的重要內涵之一。
對於台灣目前的法律文化，朱石炎提出三項特色，分別是不侷限、不保守、不在乎。他肯定現任法官們不侷限於英美法系的思維、採納多方觀點的做法，也指出審判事務雖稱不上先進與前衛，但也不如外界想像的守舊與食骨不化。至於不在乎的特質，則是不受外界無謂的干涉、扭曲或批判，特別是不受輿論的影響。
陳起行教授(左)、江玉林教授(右)等人均出席與會。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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